支联会3前常委判囚 欧盟批滥用法律压自由

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马斯拉里（Nabila Massrali）发声明，形容事件是政权滥用法律压制基本自由的另一例子（Another example of the authorities abusing legislation to suppress fundamental freedoms）。中共及港府先后发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上述言论。

回顾此案审讯期间，邹幸彤多番质疑控方的理据，直指当局是“明摆摆的政治逼害”，亦有学者指出，法庭在审讯此案时利用“保密”等技术性安排，是利用司法体制消灭政敌，认为国安法庭的不公情况，会影响外国政府评估在港营商及其法律风险。

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12日早上11时许发稿，题为“自由人权不是免罪牌，特区司法公正不容置喙”，表示不满马斯拉里就支联会案件审判“说三道四”。香港政府也在下午6时许发稿，称马斯拉里“肆意抹黑”香港刑事司法程序。

不过支联会的拒交资料案中，曾经出现香港司法程序中罕见的情况。代表邓岳君和徐汉光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在陈情阶段表示，被告被定罪是基于支联会是一个“不知名外国组织的代理人”，他担任大律师40多年从未遇过。

案件在审讯时，控方传召负责调查的国安处署理高级警司作供，说支联会与另外6个组织及一个人有联系，所以警方得出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的结论。但是该组织的名字等涉及案情的资料，控方基于“公众利益豁免权（PII）”，在庭上只以代号称呼。

邹幸彤批评，控方的报告和文件大部分都被人遮住，令辩方难以就无披露的内容进行盘问和调查，这样是对被告不公平，并提出重新检视“公众利益豁免权”，惟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泉最后裁控方毋须再披露受保护资料，声称已满足公平审讯。罗德泉并裁定证人如果认为有泄露上述资料的风险，可选择不回答辩方的问题。

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早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当局审讯中用“保密”等技术性安排，对于被控的人“根本完全不公平”，显示国安法庭是处理政治事件，并利用司法体制、“法治”消灭政敌或反对声音的平台。其中庭上使用不公平审讯、程序上的一些“那渣（龌龊）招数”，例如隐去涉及案情的资料、不回答辩方的问题、恐吓被告等手段，是“老屈”令人入狱的平台。

黄伟国进一步分析，支联会由1989年起针对中共包括“六四”、“天安门母亲”、刘晓波、维权律师等议题的做法，当局要就其揭露中共暴政疮疤的组织报复。法庭上发生的事透过报导作为纪录，让国际社会知道香港恶劣的人权状况，使香港的价值消失，无论邹还是外界都觉得，整件事最后会重判的结果已经写定，但其中行使法律赋予应有权利的抗辩，作为抗争的一部分，使过程公诸于世，“保密”就是不想坏事让人知，令国安法庭“更样衰（丑陋）”。

他估计当外国见到国安法庭以不公、操纵程序来审讯，达致当局想达到的审判结果，会影响外国政府评估在港营商及其法律风险，并了解香港的司法与2019年之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