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7月进出口增速低于预期
Voice of America
在中国主要出口枢纽中国东部和南部省份爆发 COVID-19 病例之后，中国7月份的进出口增速低于预期。
在迅速遏制了大流行之后，中国在去年头几个月从冠状病毒引起的衰退中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反弹。 但7月的新感染病例主要由传染性极强的德尔塔毒株引发的，已蔓延到中国数十个城市，促使地方当局封锁受影响的社区，下令对数百万人进行检测，并暂停包括工厂在内的一些企业的运营。 上个月的季节性洪水和恶劣天气也影响了华中等一些地区的工业生产。 7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9.3%，而6月份则增长32.2%。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此前预计增长20.8%。 7月份进口增长28.1%，低于路透社调查中预期的33%。进口环比增长36.7%。
今年，中国将有1222万名高校毕业生步入社会，创下历史新高。不断攀升的毕业生数量加剧了就业竞争，企业实习岗位需经历五轮面试，求职失败者不得不转向工厂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种种迹象表明劳动市场供过于求。尽管政府推出弹性就业、职业培训等促进就业政策，部分求职者认为这些措施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分析指出，就业难题的核心在于岗位短缺，唯有经济复苏才能真正缓解压力。
中国造船能力举世瞩目，华盛顿一家智库称，中国一家造船公司去年造船的吨位数量超过了美国整个造船业的生产总量。但是，这家智库的报告指出，在中国造船业崛起和中国海军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少外国公司也都为中国造船业的扩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每年冬天，有毒雾霾笼罩着乌兰巴托，这已经成为令人窒息的难题。十多年以来，历届政府皆未能解决。
活动组织呼吁联合国对缅甸事务特使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进行调查，之前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位特使的咨询公司与在缅甸有利益的中国矿业和建筑公司之间的关系。
北京今年最大的政治活动“两会”（人大和政协会议）周二（3月11日）结束。这次有两千多人参加持续一个星期的“盛会”虽然确定了经济增长目标，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但还是给外界留下了不少尚未有答案的问题，其中既有政治疑团，也有经济政策。
来自中国的黑客威胁正受到美国政府和网络安全专家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黑客的行动不再仅限于窃取商业机密，而是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政府机构、政党组织，甚至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团队。最新曝光的中国黑客行动--包括“伏特台风”(Volt Typhoon)、“盐台风”(Salt Typhoon)、“丝绸台风”(Silk Typhoon)等等，都显现这一新特点。专家们多次警告，中国黑客的威胁正从经济间谍活动升级为更具战略性的国家安全风险。
因在抗议示威现场呼吁警方克制而被控犯下暴动罪的香港著名社工陈虹秀一案，星期二（3月11日）在香港区域法院重审时被法官裁定罪成，当事人并被立即收监还押。
有人担心：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彻底破坏中国文明，把它摧毁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古代的专制大霸王（秦始皇，隋炀帝，成吉思汗，朱元璋等），尽管那么凶狠，并没有打断过华夏文明。但今天的共产党，装备着现代电子技能，能够24小时观察神州每一位，支配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前的暴君只能梦寐以求），会不会断裂中国的悠久文明？
美国派驻台湾的最高外交官说，乌克兰冲突与中东战争影响美国军备产量和交货进度，随着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表现，美国也在加快军备生产，如果乌克兰战事结束，美国应该会把重心转回台湾的防御需求，努力加快军备的交付。与此同时，北京当局则发出警告说，解放军近年绕岛巡航、军事慑压已成常态，台独分子“闹得越欢，脖子上的绳索就会勒得更紧”。
英国正寻求就将查戈斯群岛(Chagos Islands)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个月说“倾向于”支持这项协议。但批评人士说，由于担心中国与毛里求斯关系密切，这项协议可能威胁到美英在查戈斯群岛的联合军事基地的安全。
2018年1月18日， “金宝宝”和“华豹”这两只大熊猫，作为中国的外交礼物，来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以北300多公里处的阿赫泰里市(Ähtäri)动物园，开始它们在这个北欧国家的新生活。但是在2024年底，这一对经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手租借给芬兰的大熊猫被提前8年送回中国，给中国与芬兰的“熊猫外交”画上句号。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3月10日和11日相继闭幕。然而，与政治会议的落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困境仍在持续。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消费和生产数据双双下滑，通货紧缩压力依旧严峻。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5%经济增长目标恐难实现。
在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就青少年网络沉迷问题提出相关提案，前篮球明星、全国人大代表姚明呼吁开展“息屏24小时行动”，另一位人大代表李君建议实施“游戏分级制度”，而全国政协委员、影视明星靳东则提议立法限制未成年人观看短视频。然而，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提案反映出中国政府日益强化的“父爱主义”倾向，通过行政手段严格管控青少年的行为，但却忽略了中国青少年真正面临的问题——自由太少、压力过大，以及缺乏娱乐与喘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