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愚山:东西围墙与逃亡潮
The Epoch Times
从中国大陆跑到海外的西方国家生活已经20多年了,我并不是偷渡出来的,但每当看到中国人翻墙走线的故事就有一种深深的感同身受。走线可能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翻墙也许就是几分钟时间,而我却感觉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每时每刻都在走线,都在翻墙。
习惯以万里长城这堵墙自豪的中国到底是“强国”还是“墙国”?有过翻墙经历的大陆中国人大多都在心中也横着一堵有言难诉的围墙。2020年7月1日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后,把“强国”禁锢大陆的那堵围墙延伸到了香港,导致大量的香港人翻墙而出,逃离香港。按香港入境处的统计数字,最近三年,经机场净离港人数超过50万。
2023年,历经三年疫情的中国政经状况持续恶化,开始出现新一波逃亡潮,中国人无论贫富都在想办法离境前往海外。偷渡美国的“走线”风潮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穿越丛林、经由美墨边境翻墙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11月分的资料,2023年通过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人超过2.4万,比过去10年加起来还多。
从中国大陆跑到海外的西方国家生活已经逾20年了,我并不是偷渡出来的,但每当看到中国人翻墙走线的故事就有一种深深的感同身受。走线可能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翻墙也许就是几分钟时间,而我却感觉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每时每刻都在走线,都在翻墙。
我在小时候确实为了偷跑出去看电影或看电视剧而翻过几次围墙。不过我说的翻墙经历却不是指的这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是翻越那些看不见却实实在在挡着我们路的围墙。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中国的文革已经接近尾声了,划分家庭阶级成分是我人生中最先感知到的第一道围墙。因为母亲的出身成分被划成富农,我们家在乡亲和家族中经常受歧视。父亲受牵连在仕途上受阻,我们全家还被下放农村。姊姊被推荐上大学却因母亲的成分问题被邻居用大字报给告了下来,以至于她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假如说家庭成分是困扰我的第一道墙,那农村户口肯定就是我撞上的第二道墙。我们家是村子里的外来户,再加上自己又长得身单力薄个子小,从小就经常被邻居大孩子们欺负。为了摆脱农村这个看不到出路的生活环境,我们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只是为了能考上大学转户口,翻出农村这道墙。非常可笑的是,在我大学毕业没几年后,城市户口就变得不值钱了,随着下岗工人的出现,没工作、没房、没地的城里人反而不如有地的农民了。如今的大学生也是越来越贬值,连个糊口养家的工作都很难找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南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原本雄心勃勃想在工作中做点成绩出来,不成想,单位里人浮于事,处处都是为了职称、奖金、分房等利益明争暗斗的办公室里的故事。国营企业的所谓铁饭碗就是按部就班的僵化体制,每个人都戴着面纱装样子互相提防,死气沉沉的工作环境成了困扰我的第三道围墙。每天耗日子一样从单位的围墙进出就像为了一口饭而待在监狱里一样。
我在这个国营大企业仅仅待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决定跳出体制翻墙下海了。我和北大毕业的一个中学同学一起办了一个科技广告公司。我们俩曾经是当地文理科的状元,觉得凭借两个人的聪明才智至少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折腾了一年时间,才发觉在一个缺乏自由竞争的环境里创业,即使离开国营单位,还是很难真正摆脱无处不在的体制这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