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国地方金融风险与中共改革

这些措施能使中共跳出地方金融风险的陷阱吗？现在还难说。这就看地方金融危机爆发的速度与中共排雷的速度，哪个快？

其一，4月2日凌晨五六点，数百名村镇银行储户再次聚集在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郑州新郑人民银行及郑州的天桥上，拉横幅、举白纸，追讨依旧取不出来的存款。自去年4月，4家村镇银行停止储户取款，波及40万名储户，涉及数百亿元人民币资金；同年7月，在郑州爆发储户大规模维权抗议，当局宣布向受害储户提供人民币5万元赔偿，至于5万元以上的存款则分批赔偿，然而至今仍有大量储户尚未得到赔偿。

其实，当局早就担心中小银行风险。中国目前共有中小银行3991家，包括城市商业银行147家，农村信用社（包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信社）2196家，村镇银行1651家，总资产92万亿元，在银行业总资产比例中占比是29%。其不良贷款问题突出，资本金不足等等，风险高企。当局也在排雷，例如过去五年累计处置中小银行5.3万亿元，又如央行《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所披露的，“2020～2022年新增55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但从河南4家村镇银行爆雷来看，排雷效果有限。

其二，2022年12月30日，贵州遵义最大城投——遵义道桥——公告其155.94亿银行贷款重组方案：重组后银行贷款期限调整为20年，利率调整为3.00%/年至4.50%/年（原为7.5%），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后10年分期还本。这样长的期限前所未有，被认为相当于赖账。

这还只是遵义地方债务风险的冰山一角。自2015年至2021年，遵义仅11家样本城投平台的有息负债年均增量便高达234.83亿元，而同期当地GDP的年均增量仅为327.83亿元，当地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之和的年均增量更是进一步缩小至64.51亿元。而遵义地方债务风险的根本原因，乃是无效政府投资过多，亦即城投前期大量举债投资于政府主导的基建、棚改等业务，未能转化为地方财力的显著增长。从全国的地方债务风险来看，遵义只是一个缩影。

以上两个实例所折射的，是地方实实在在的金融风险。当局深以为患，所以决定重塑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

这个力度不可谓不大。大家知道，中共一贯认为金融管理是中央事权。但进入21世纪，地方各类金融组织发展迅猛，中央将部分监管权逐步下放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中央金融管理为主、地方金融监管有效补充”的思路（2002年上海市率先成立金融服务办公室，2017年以来各省份将金融办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为此，当局还推出两大动作。第一，中央明确授权地方金融监管“7+4”类机构。“7”指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4”指的是地方各类交易场所、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公司、社会众筹机构。2021年12月31日，央行发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力图将地方各类金融业态纳入统一监管框架，“7+4”类机构须持牌经营、不得跨省展业，被称为“地方金融组织迎最强监管”。但征求意见至今，不见出台，可想博弈激烈吧。

第二，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作。2020年初，经国务院同意，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设在央行省级分支机构，由央行银行省级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担任召集人，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省级派出机构主要负责人，省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该协调机制对金融委办公室负责，在金融委办公室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接受金融委办公室的业务指导和垂直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