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官全面治港 中共移植党文化促人民批斗

在中共最后敲定并任命的新一届香港主要官员名单中，警队出身、大力镇压反送中运动抗争者的候任特首李家超之下，有3人出身纪律部队，“武官治港”成为现实。从2019年后，到新政府就任前的纷扰中，以往公务员传统的政治中立、专业等价值，似乎正在退潮。有分析认为中共借此将党的斗争文化植入香港，鼓动市民批斗，败坏公民社会道德。

香港政府高层名单中，被称为“公务员之首”的政务司司长，即李家超的继任人，由另一“武官”，入境处前处长、特首办主任陈国基接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保安局局长则继承上一届政府，分别由另一入境处前处长曾国卫，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留任。

另外，港府6月初已安排另一“武官”，警务处前副处长郭荫庶出任公务员学院的首任院长，7月5日履新。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认为，此安排意味特区政府希望透过警察或保安体系，去影响公务员体系。警队的管理与公务员的管理完全不同，警队讲求的是忠诚、服从上司命令；公务员管理最重要的是政治中立、专业、绩效，两者根本上有冲突。长远而言，由警察出身的人担当政府、问责团队的职务，会弱化传统公务员及政务官的影响力。

大纪元评论员石山分析，中共在香港的统治依靠地下党，即存在多年的“土共”，自英治时代多年来已同公务员对立，“AO党（政务官）当政”使“土共”未能上位，尤其2014年雨伞运动后，要将以往的公务员治港变成大陆的一套，认为应该依靠“我讲什么他做什么的人”来做事，“下命令即刻帮你做的”，方可令其放心，其它都不重要，故纪律部队出身的人身居要职。

他认为即使无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共亦一直在等机会来实行计划。而要在香港实行文革的一套，令反对意见失去空间，要靠身负2019年反送中“血债”的人来做，即警方或国安部门，因为他们没有其它退路。

熟悉中国国情的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新班子最终人选要看能否执行北京的治港需要。李家超、陈国基和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有纪律部队背景，反映北京会保持以“国家安全”为重的治港路线，一切从严从紧。

就在香港新政府公布新班子前夕，亲共人士、在梁振英时代出任新闻统筹专员、自诩“白宫发言人”的冯炜光在亲共网媒“橙新闻”撰文，大爆任内遭资深AO（政务官）“阻挠”其工作，“破坏”时任特首梁振英形象，提醒候任特首李家超不能“任由AO从中作梗”。不过，其文中不点名批评现为局长的时任新闻处长，其中的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在新一届政府中升任财政司副司长。至于被视为林郑月娥“爱将”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的聂德权，则没有过渡至新一届政府。

冯炜光早前亦撰文，指点行政会议的人选。对于传闻新民党主席、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将出任新一届届行会召集人，冯质疑她不适合，因为行政会议成立的目的，是在政策酝酿期与政党和社团先行磋商，以争取在立法会通过政府政策，故行政会议召集人应由非政党和社团人士担任，以示公允；他称此做法有矮化其它“爱国建制政党”之嫌。不过，叶刘淑仪20日表示，如果获邀，不会抗拒出任该职。

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则批评认为，委任什么人士进入行政会议，都只是另一个“派饼仔”（分配利益）的平台，完全不会考虑他们的专长或者代表性，“总之，每个建制派政党都有一些人被委任”。他直言，行政会议已经失去作用，连解释政策、增加政府政策认受性的功能都已经无法做到。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清楚反映了行政会议只是橡皮图章，根本无法在特首做出错误决定之前纠正和微调，只懂得跟随特首和政府一齐犯错，犯错之后也没有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