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云，哀悼者的灯塔

从撰写赞颂爱国主义的宣传材料开始，李翊云就展现出写作才华，但她也因此放弃了中文写作。她最知名之处在于将无法承受的悲伤提炼出精髓，这也让她成为了一些人的灯塔。

旅居海外用英文写作的李翊云在共产主义中国长大，少年时代就发现自己有写宣传材料的天赋。她会通过她在学校里学过的伟大爱国主义作家的修辞方式来使用文字，编织出动人的长段落，里面堆砌着心向祖国的美丽套话。“在生活中有很多时刻，我在做那些公开发言表演时内心知道，我不相信自己说的任何一句话，”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外一个阴凉处坐下来时，她这样对我说。李翊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创意写作。她记得在一次爱国主义宣讲后从台上扫视观众，看到一些人脸上有泪水，这让她有点震惊：她无法相信这些人竟然被她的话打动得如此之深。

“我觉得那是我与中文断绝关系的时候，”她说。“我知道中文很美。我喜欢中文诗词。但每当我说中文时，我总会想起那天我的话把人感动得流泪的情景。”李翊云现年49岁，已出版了10本书，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她厌恶信条。“我绝不会说：‘我知道这个。我肯定情况是这样的。’我绝不会用英文这样说，”她告诉我。“我觉得确定性是最可笑的东西。”

李翊云眼神沉稳、平静，黑黑的短发参杂着不易觉察的银丝，圆圆的脸盘让她显得年轻。在作者照里，她显露出一种近乎极端的平静，但与她面对面时，那种强烈程度有所减弱，像是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时那样。她脸上常带着微笑，不露牙齿的那种，让人觉得她可能严厉，也可能有点淘气。她思维慎密，就连随口问的问题都认真对待。但当我们走在有点像迪士尼乐园的普林斯顿市中心时，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好笑的场景：一家商店橱窗里人体模型的短裤没扣扣子，脱落到了脚边，备用的肢体散落在地上。她停下来拍了好些张照片，这个短暂的混乱一幕令她愉悦。

我们在一个石板凳上坐下来后，一名也许十一二岁的亚裔女孩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坐在离我们不到两米远的地方，安静地凝视我们。我们停止了交谈，问了她一些大人遇到小孩时常问的那种无聊的小问题，她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们，单肩微微一耸，算是作答。我们离开那个石板凳好长一段时间后，李翊云还在想那个默默地看着我们的女孩，她拒绝说话时坦然自如。“我觉得她很了不起，”李翊云带着尊敬的口吻说。“我想知道那个女孩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对李翊云来说，对一个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人的好奇往往标志着一个故事的开始，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她创造的人物当作自己认识的人，也许她一周前刚和他们聊过。她最新的小说《鹅之书》(The Book of Goose)将于9月下旬出版，小说源自生活在战后法国的两名少女——阿涅斯和法比安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李翊云的脑海里，就好像是她正在偷听一段私人聊天。法比安问了阿涅斯一个问题：怎样种幸福？当阿涅斯对幸福究竟能否种出来表示怀疑时，法比安责备她说：“任何东西都能种。就像土豆。”法比安建议她们两人用两种方法来种幸福，一种是把幸福当作甜菜种，另一种是当作土豆种，这是一个关于美好生活本质的哲学讨论，尽管用的是只有她们才懂的语言。但通过默然接受这个胡闹提议，无论多么天真，阿涅斯开始了将她们的友谊劈成两半的过程。

李翊云1972年出生于北京，也就是尼克松总统访华那一年。她最早的记忆是一场地震，房子的晃动将她在深更半夜震醒。她和家人冲到马路上，看到所有街坊都穿着内衣、披着被子站在外边。“我觉得我成为一名作家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她告诉我，“从看到所有这些人开始的。”她是两个女儿中的妹妹，父亲是一名核物理学家，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母亲是一名教师。李翊云常常更喜欢当一名旁观者，而不是多愁善感的参与者。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她因为转头观察同学们的表情而受到老师的批评。

她在物质贫乏的共产主义时代长大，对故事特别感兴趣，但总觉得书不够读。她会把鱼贩子用来包东西的报纸碎片保留下来，在没人的时候展开来读，或在学校午休时间赶回家，听收音机里每天中午的小说连播节目。那时候，俄国小说在中国更容易买到；她读了大量俄国小说，尤其是屠格涅夫的作品。12岁左右，她开始在学校学习英语，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打开英语课本的感觉。“我不得不说，那是我最美好的记忆，”她笑着说。她开始用英文阅读时，给她的意识带来最强烈冲击的是页面上充满了我字“I”，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不安。在接受了一年强制军训后，她进入北京大学的自然科学专业。军训期间，她曾白天参加训练，读马克思主义历史，业余时间读用打印纸复制的盗版《读者文摘》。

1996年，李翊云从中国最著名的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作为一名有天分的科学家来到爱荷华城开始攻读免疫学博士学位。在四年的学习期间，除了每天和实验室里的小鼠打交道外，她还生下了长子，那之后她告诉丈夫自己不再想当科学家，而是想写作。

她选了一门晚上的课，授课的是一名诗人，她开始自己写作，一写就是两年，同时白天在一家医院工作，直到她最终完成了短篇小说《不朽》(Immortality)，这个用复数代词“我们”的集体声音讲述的雄心勃勃的故事跨越了几代人，个体在叙事的广阔海洋中浮现了珍贵的片刻之后，就被残暴的漫长历史再次吞没，李翊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战争与和平》呈现的就是这种起起伏伏。《巴黎评论》当时的主编布里吉德·休斯从投给杂志的废稿堆中发现了《不朽》，将其发表，休斯后来成了李翊云的终生挚友。外界认可很快随之而来：李翊云被严格挑选学员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录取，获得了小说艺术硕士学位。《巴黎评论》把令人垂涎的普林顿奖授予了她，她还获得了第一部小说集和小说《漂泊者》这两本书的出版合同，《漂泊者》讲述的是中国一个偏远村庄，当地一名反抗中共统治的年轻女子被处决后发生的事情。

李翊云41岁那年正在写《我必须离开》(Must I Go)，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莉莉娅的加州女子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她过早失去自杀身亡的女儿的反思，就在那年，李翊云的长子在16岁时自杀。这个悲惨的巧合暂停了她的小说写作。李翊云用坚忍一词描述家人，尽管他们以长期、持久的方式进行了哀悼，但她第二周就重新开始教课，担心把太多无序的时间花在独自思考上。李翊云经历的悲伤和痛苦体现在她2019年发表的简练而深切的小说《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中，小说写的是一名母亲与死于自杀的十几岁儿子的虚构对话。

李翊云最知名之处在于将无法承受的悲伤提炼出精髓，并且以精准和一种出人意料的轻松做到这一点。她写了大量关于自己在自杀念头和抑郁中挣扎的文章，而且总是以一种隐晦的、聚焦的方式，避用俗套和熟悉的情绪——“毫无宽恕地写作是为了阻止自己感受太多；毫无宽恕地写作让自己越来越接近那个感受的自我，”她在2017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对高难度的文章进行编辑时，李翊云和她在《纽约客》的编辑克雷茜达·雷森讲到将文字“麻醉”，将文字与内容的痛苦隔离。“人们总是说你‘剖析’人物，你‘剖析’世界，”李翊云说，“但你不能剖析任何东西，除非你把它去掉。”最终落到页面上的文字是一种为经受检查而静止的破碎情感，一些可以被视为没有完全放弃理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