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拼经济不是政府的事

政府角色的扮演可说是最关键的观念，政府的职责不在于管控经济，应在创造并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和谐的大环境，在国防、治安、法治上戮力，做个公正无私的裁判，许文龙所举的一九九七年以前的香港就是个好例子。前美国总统雷根的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说的真好！

作者清楚指出“错误经济观念的灌输”就是问题所在，这真是一针见血，毕竟“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为是受观念带动的。而由政府担当“拼经济、救经济”主角的观念，自一九三○年代以来，就不断被灌输到地球人的脑中，如今可说已是根深柢固。哲人曾告诫我们：“根植一个观念不容易，但观念一旦形成，要将之刨根更不简单，何况我们没有知识麻醉药。”说得真是鞭辟入里，不过，虽然说万般困难，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错误的观念还是得导正。如果本书抓对病根，且提供正确观念和化解之道，还真是功德无量！那么，本书指出了哪些错误观念，又指引了如何正确认知？

本书先回顾历史上做对的时期之关键因素，其次找出当前的真正问题，最后再提出化解之道，亦即，全球经济今后应该怎么做、如何走才好？

作者是以世界首强美国2012年以前的二十五年繁荣为例，找出维持这么长期繁荣的主因，亦即，做对了什么？作者认为“生产力的提升”最为关键，而美国靠的是网路的发明，拉大它和其他先进国家的距离，“投资于创新”就是秘诀，必须把稀有资源（指有才干的劳工）从生产当下的消费品，移转到蒐寻与执行创新点子上，除了一般大众了解的（有形）人力资本外，将无形资本包括在内的“智慧”资本更重要，作者特别强调“过时的会计方法将创新的投资费用化而不是资本化，掩盖了投资和创新之间的连结，尤其是失败的成本。这会让人误以为创新不需要大量投资，会从规律的业务流程随机产生。”

所谓的智慧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结构（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结构资本又可分为基础结构资本（组织运作机制、知识库）和创新资本。作者指出，为什么美国利用网路提高生产力的效果，比欧洲和日本更好？这些国家也都具备相同的科技、拥有教育程度相当的劳工和投资所需的资金，却只有美国创造出谷歌、脸书、微软、英特尔、苹果、思科、推特、亚马逊、eBay、You-Tube等企业，欧洲和日本几乎没有贡献。

答案就是“网路的发明拉大了它和其他先进国的距离”，这是“靠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风险性投资，来找出未经证实的创新；必须靠有才干的员工拿一生一次的珍贵职涯，冒险投入这些努力当中；要靠投资人延迟消费来担保风险。”亦即，企业与经济体把资源从“生产消费品”转到“投资于创新”。美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资讯科技同时提高了最有才干员工的生产力与无形投资的价值。由于劳力重置成本与边际税率较低，让已经很高的投资报酬率更加扩大。这增加了成功的概率，也加深了他们的恐惧──没有承担风险就很可能失去地位，提高了他们承担风险的诱因。

勇于承担风险，让一些企业里成了营造出宝贵的人才训练场地，例如微软、谷歌、脸书等公司，他们在不断增加的创新之后再强化这些成功。这些企业不但训练出国家需要的人才大军，也刺激投资人和有才干的创新人才复制、扩大他们的成就。缺少类似成功经验的欧洲和日本在这些新兴机会上被判出局，让他们的投资人与有才干的员工因此蒙受损失。

作者提出的“创新救经济”，看似稀松平常，其实是将重责大任置于企业而非政府，要企业提升智慧资本、勇于承担风险、终而创新，至于政府的印钞救市、量化宽松，作者认为只会引发通货膨胀，不能增加投资，而政府振兴经济政策更只会留下天文数字的账单，政府大兴公共工程，是举债消费，不是举债投资，政府的社福、健保等所得重分配政策是道德办法，不是经济对策，政府帮助穷人应是投资而不是慈善，应让穷人找回尊严、厚植人力资本。

作者以个人投资和经营企业多年的经验，率直地指出，当前各国的复苏经济手段，往往掺杂了道德因素和利益团体的介入，加上不尽责的公务员（监管机构以及执政者），误信了不再适用的经济学理论，或是见树不见林的经济分析，导致善意却得到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