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必有一战?陆克文新书试图给出答案
The New York Times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新书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刻而明智的新描述,他指出,习近平“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并认为改变秩序的时机已到,美国与中国爆发战争的后果难以想象。
《可以避免的战争:美国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之间灾难性冲突的危险》(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陆克文(Kevin Rudd)/著
美国时代可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中国将某种挑衅作为借口或被其激怒,策划了对台湾的入侵。北京向台北发射大量导弹,使得美国提供装备的军队陷入瘫痪,随后对冲绳和关岛发起攻击。超过20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在台湾沿海20个不同的滩头阵地登岸。美国潜艇击沉了一些中国军舰,但这不足以减缓伞兵和直升机的猛攻。慢慢地——然后是迅速地——中国在激烈的战斗中占据优势,改变了东亚的军事和政治平衡。结果是,它最后使得一个世界超级大国沦落为弱国,被历史学家视为“美国滑铁卢”。
这样的场景并非信口开河:根据陆克文对美中关系深刻而明智的新描述,一些报告显示,华盛顿在台湾冲突的推演中连续输给北京多达19次。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现任亚洲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花了40年时间试图理解中国人的图谋,认为习近平主席“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并且得出结论,习前任的“渐进主义方法已经失败”。从更大的意义上说,习近平开始相信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已经结束。他已经开始将地缘政治轻描淡写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陆克文认为,北京现在认为“改变秩序根本性质的时机已经成熟”。
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是该秩序的缔造者之一,他曾写道,健康的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创造“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国家的印象”。然而,了解对手想要什么同样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东亚的冒险,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各说各话。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获得普利策奖的越战经典作品《湖中之火》(Fire in the Lake)中描述,对于自己试图塑造的地区,美国人完全无法理解其文化下的“基本智识语法”。“没法简单地用x是y以及a对应b的公式来直译,”她写道。任何寻找共通之处的尝试“都必须重新创造对方的整个世界,一整个智识景观”。陆克文在《可避免的战争》中进行的正是这种有价值且雄心勃勃的智识再创造。
陆克文的职业之路显然是非正统的。离任后,60岁的他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习近平的世界观。(根据一份报告,耶稣学院的学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调皮的议案,允许陆克文全权使用本科生的台球桌。)陆克文访问中国超过100次,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是为数不多的有机会亲自认识习近平的外国政客之一——先是作为外交官,当时习在厦门担任初级官员,以及后来担任副主席期间;有一次在堪培拉,两人坐在壁炉旁用中文交谈了几个小时。这些谈话和从他的旅行中收集到的其他印象让陆克文对中国的文化触发点有了一种难得的感受。“我们避免战争的最佳机会,”陆克文写道,“是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战略思想,并构想一个美国和中国能够竞争共存的世界,即使处于相互威慑强化的持续竞争状态下。”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阴影下,这一任务显得尤为紧迫。支撑美国世纪的“二战”后秩序似乎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19世纪风格的强权政治。此外,俄罗斯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经济规模小于意大利。如果莫斯科通过外交手段或在战场的进展,成功说服北京加入它重塑这一秩序的努力,全球格局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习近平比他的前任更努力地讨好俄罗斯领导人,通过暗示两国是同道并加强联合军事演习来奉承普京。他曾称俄罗斯总统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会在普京生日的时候打电话给他。
陆克文 Martha Stewart
然而,直到现在,习近平一直满足于让普京扮演破坏者的角色,而中国则在耐心等待时机。陆克文指出,这位中国国家主席“认识到莫斯科准备采取比中国更冒险的行动,这其中有着巨大价值”——不仅在乌克兰,在叙利亚也是如此。然而,中国一直在悄悄地努力重组战略棋局。例如,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它投资逾900亿美元,在一条穿越北极、名为“东北航道”的海上航线建设港口和海岸警卫队枢纽。这条航线把亚欧洲航程缩短将近5000英里(约合8000公里),可节省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这条路线还可以让中国军队避开马六甲海峡,那是易受美国海军攻击的瓶颈。
在表述这一切的过程中,陆克文这本书的结构就像一份白皮书或政策概要——充满了有用的事实和犀利的分析。但有时我希望他能把政策专家的帽子放在一边,讲一些故事。我们得到了大量可以充当总统每日简报的好素材;如果能多听听他边喝啤酒边讲的那种故事就太好了。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有那么多和中国官员们接触的好机会,而这些接触本可能会被证明与情报简报一样具有启发性。他顺便提到,当江泽民还是党的高级官员时,自己曾听过他在悉尼歌剧院空荡荡的舞台上高唱一曲——但他只用一两句话来描述这一场景。他还三言两语地讲述了一个与几位中国将军喝了“不少茅台”的醉人夜晚,但除了这些人在东海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专业审慎”外,他几乎没有描写任何其他内容。
然而,这本书并不过于学术化。它没有脚注、尾注或参考书目,让读者不知道书中的材料究竟是来自报纸上的文章、他的“众多研究助理”(致谢中列出了11个)之一提供的论文,抑或只是与中国朋友的一次谈话。《可避免的战争》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完美半导体的竞争到中国主权信贷流向厄瓜多尔的美元数字。如果读者想就任何特定主题进行更深入研究,可能会感觉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