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封杀、流亡：他们在高压下讲述中国禁忌故事

以慕容雪村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作家正试图用文字探索中国文化的边界。他们在自我表达的同时承受着来自官方的政治压力，在国家监控系统的严密监视下进行创作。

2021年8月的一晚，笔名为“慕容雪村”的中国畅销小说家郝群正在他的一居室公寓里踟蹰不定。他要在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乘飞往伦敦的航班，但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犯了难。虽然他有前往英国的有效旅游签证，但多年来一直在监视他的中国政府可能禁止他出境；曾有其他打算出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边控。整装待发的郝群不知等待他的究竟是流亡生涯，还是白白跑去机场一趟。

当时他的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即将出版，编辑都很担心郝群的安全。这是一部非虚构文集，讲述了武汉新冠疫情暴发之初那些恐怖的、卡夫卡式的故事，密不透风的信息封锁压制了当地居民的声音。华南海鲜市场被认为是疫情的发源地，但政府禁止对那里的日常生活进行报道。2020年4月，郝群来到这个已经关闭的市场，迎接他的是疲惫不堪的保安。为了阻止他拍照，他们把胁迫说成是爱国的职责。“你也知道，美国人正在用尽办法陷害我们的国家，”其中一人说道。“你的照片要是被外国媒体用了就不好了。请你配合一下。”

郝群没有被吓倒。他有着一张国字脸，中等身高，就是最普通中国人的样子。因此不难想象他可以在报道旅程中与各行各业的人轻松交谈，这包括办公室职员、店铺老板、出租车司机和农民工。有些人是记者介绍的，他们报道疫情的时候面临很多限制。这些会面往往持续数小时之久。“当时民众都有强烈的发声意愿，”郝群回忆道。他在采访张展这位公民记者时，从中午一直聊到了黄昏。而在此期间，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正在被监视的可怖疑虑。这种敏感多疑的直觉其实是有原因的。毕竟，国保——也就是中国的秘密警察——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他如影随形。他在武汉选择的采访地点都比较反常：要么在写字楼林立的大街上，这些建筑在疫情期间空无一人；要么就在风很大的长江岸边。

在酒店房间里，他有时会蒙着毯子打电话以确保不被监听。有一晚，他听见门外传来两个男人低声说话的声音，这让他想起了在发布关于武汉的报道后失踪的公民记者。一段久远往事浮现在他的脑海：在五六年前的北京，郝群应邀参加瑞典大使馆的一场庆祝活动。活动前一天，几名国保出现在他家门口。“你不能参加，”其中一人告知郝群，并暗示如果他不服从就会受到人身限制。郝群很不甘心，坚持要去，国保将他奚落了一番。“看看你这副样子，”其中一人说。“你能挨得了几拳？”走廊里的人最终离开了，但郝群却一身冷汗。离开武汉的几天后，他就听说了张展被捕的消息。

《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今年3月由美国New Press出版，它描述了这种国家压制之下的沉默，加之医疗服务不足，如何在危机之中加深了老百姓的绝望。读过这些故事，你不仅能对郝群所写的主题感到共情，也会担心这种毫不退让的清醒可能给他带来的政治麻烦。2021年春天，在郝群将书稿交给他在澳大利亚的出版商Hardie Grant Books后，出于安全考虑，编辑敦促他离开中国。他对此犹豫不决。他愿意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数年牢狱之灾的代价。

编辑们一直在催促，到了仲夏，他决定逃走。他成功登上了飞往伦敦的航班，短暂经停后再前往墨尔本。当他在1月下旬接受我的采访时，似乎对自己的人生际遇多少感到难以置信。流亡澳大利亚与他最初成名时的境况可谓天差地别。世纪之交时，随着中国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互联网的到来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热潮。有了新的创作空间，和郝群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在探索中国文学文化的边界，他们笔下的故事描绘了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和暴发户的富裕生活，同时揭露出日益物质化的世界观在他们的国家所引发的道德沦丧。这些作家会尝试创作一些司空见惯但在纸上却是禁忌的题材，如腐败、性欲和多变的性别身份，他们经常以反省的方式来挑战传统的叙事。

中国有句成语叫“覆水难收”。这一时期打开了创作的闸门，永远改变了当代中国文学文化。政府曾经要审查一切作品是否符合国家价值观，但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思想的市场，作家靠自己就能吸引到广大读者。但在当今中国，作家想要自我表达，就得承受新的政治压力，并在国家监控系统的严密监视下进行创作。这就好比是一场极度危险的打地鼠游戏，作家、编辑和网络出版商绞尽脑汁与中共的机构进行周旋，利用手上的一切机会和资源来记录他们所看到的生活。

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郝群（右）与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一家酒店。 Photograph from Melanie Wang

1978年，随着中国走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数十年的孤立状态，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既是对外国企业的示好，也是对国内管制的一种放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开放”成了一个政治热词。2001年，这种思潮结出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果实：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将这位老人的愿景运用到了文化工作中，在2002年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称，文化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政府很快就出台了政策，比如为从国有繁冗机构转型为市场驱动型企业的公司降税，让创意产业得以产出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作品。

大方向上的开放与互联网的普及不期而遇，因为新生事物的缘故，互联网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过时的印刷时代的审查制度。在新千年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封禁无数外国网站的基础设施防火墙尚不存在。中国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访问Facebook、维基百科和谷歌，而国家也尚未建立一个强大的机制来追踪敏感词，遏制棘手信息的传播。到第一个十年结束，学者和作家都在类似Twitter的平台微博上讨论公共事务。而其他平台也围绕各种小众爱好出现了充满活力的社群。笔名“小引”的诗人还记得当年那些新生的诗歌网站是多么混乱而有趣的地方。在“诗生活”这样的网站上，和他一样的诗人每天都在辩论诸如白话诗歌写作的可能性之类的话题。“谁都可以创建自己的公告栏，”他告诉我。“就跟占山为王的土匪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