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中经院四十年—回忆与祝福

至若维持现状，选择让中经院继续以标接计划为生、自生自灭，则中经院必须放弃“学术性研究”，专攻“政策性政府委托计划”。也就是，要以“计划绩效”为考核基础，远离“黑板经济学”、接地气，回到现实人间。

起初，我有点犹豫，因为在中经院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庆时，我都已写过相关文章，不想再重复。不过，想到近十年院内发生不少事，可以再加补充；而且我虽在 2014 年退休，但仍续任研究顾问，眼见中经院人事大幅更迭、焕然一新，或许值得“白头宫女谈谈天宝盛事”，聊供在职同仁和社会各界参考。主意既定，乃以之前两篇纪念文章为本，补述近十年来个人的一些感触，撰成本文。 时光倒回40多年前，也就是1980年8、9月之际，已离校四年、正在行政院经建会（1977年改组而成，今国发会之前身）任职的我，虽有幸考取母校台大经研所博士班，却面临就职、就学的两难抉择，徬徨于人生重大十字路口；主要因为当时经建会并无在职进修办法。而中经院的及时出现，无异为我开辟了第三条新路。 在创院“准副院长”于宗先老师的认可下，我在1980年10月21日以“第11位员工”的身份进入这个大家庭，并以半工半读方式，开展在中经院的研究生涯。当时中经院还在筹备阶段，借用长安东路第一银行总经理的驻所办公。我被分派在第三所，负责台湾经济的研究任务，所里同仁屈屈五位；全院新进的年轻同仁总共也仅十来位而已，青一色是本土硕士，其中近半数正攻读、或准备报考台大（或他校）经研所博士班。这主要因为两位主事者—蒋硕杰先生和于先生—都抱定不向国内院校、研究机构挖角的宗旨，决定由基层人力的自行培训做起。进修同仁除了在台大等校接受训练外，还必须选定题目，就实际社会问题进行研究。院方更礼聘各校研究有成的教授，指导同仁、定期听取进度报告。为了有效督促学习，甚至被要求按月撰写工作报告。